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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七年

导读: 2012年7月2日,伍亮雄坐了整整21小时火车,从广州到达北京。

2012年7月2日,伍亮雄坐了整整21小时火车,从广州到达北京。

陌生的城市,沉重的行李,36摄氏度的高温。

热浪滚滚,前一天下的雷暴雨已了无痕迹,汗流浃背的伍亮雄好不容易扒住一辆出租车。

“去小米公司。”他说。

“什么大米小米,不认识。”司机一脸茫然,拒载了。伍亮雄一连截了五六辆出租车,都没人知道这家用庄稼命名的公司。他很纳闷。

“我一直以为小米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伍亮雄后来说——即便赴京前他还花了很长时间说服父母,小米不是一家传销组织。

1.“我要去小米工作”

现在看来,2012年是智能手机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一方面,凭借iPhone 4惊艳市场的苹果继续独领风骚,当年乘胜追击推出了稳中有变的iPhone 5。

另一方面,开放的安卓平台改变了整个智能手机生态。所有品牌重新归零,开始血雨腥风的残酷较量。

那一年,老态龙钟的诺基亚与摩托罗拉已半截入土;幸运的HTC抢占先机,市场占有率压过诺基亚仅次于iPhone,登上昙花一现的巅峰;财大气粗的三星则采取双旗舰(S+Note)引领下的机海战术,与苹果一同瓜分了智能手机市场大部分利润;索尼Xperia、LG、Nexus等大牌同样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国产手机则是“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的天下。

然而,当时“中华酷联”仍沉迷于庞大的运营商定制机市场,并不能真正代表国产智能手机的崛起。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年几乎没有一款国产手机敢超越1999元价格线雷池一步。

在大牌厂商激烈厮杀时,2010年4月正式创立的小米正在闷声成长。

2011年12月,小米手机第一轮开放购买,三个月后售出第100万台;2012年6月7日销量突破300万台。

这样的成绩还不足以引起大厂商的侧目,却成功验证了“先做ROM再做手机”的“小米模式”可行,同时也为小米手机带来第一批忠实“米粉”,其中就包括伍亮雄。

伍亮雄是最早的“米粉”之一。2010年8月小米推出MIUI首个内测版时,伍亮雄还是大一学生。好不容易拿奖学金和过年红包凑钱买了一台摩托罗拉的“里程碑”,喜欢折腾手机的他转身就刷了小米的ROM。

“当时在论坛上研究什么ROM好,听说有一个MIUI挺好的就刷了。发现的确比原来的好太多,就一直用。”伍亮雄说。

在安卓发展早期,原生安卓的很多功能不是差,而是压根没有,比如软件管理器、主题、通讯薄等等。

尝到甜头的伍亮雄刷机成瘾,一口气把班上同学的手机能刷的全刷成了MIUI,其中不乏HTC、三星、摩托罗拉等大牌手机。

从此他开始混迹小米的“MIUI论坛”,用自己丰富的刷机经验解答了很多关于MIUI的问题,并很快进入论坛“特殊用户组”。

2011年8月16日,小米正式发布小米手机,定价1999元,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各种配置都特别屌那种”。

随后马不停蹄的,小米转战广州举办了一场“米粉”线下见面会。

因为学校在郊外,当时伍亮雄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赶到广州天河区参加活动。见面会特别小型,全场只有一百号人左右,气氛却意想不到地热烈。

那天主讲的是“阿黎”——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但当时伍亮雄不但不认识阿黎,连雷军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做MIUI的”,却依然觉得特别酷,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创业公司。

在伍亮雄眼中,小米就是中国的苹果公司。“当时就打定主意要去小米工作。”他后来说。

因为是MIUI论坛资深用户,在论坛里也很活跃,于是跟小米官方接触后,他只通过一个电话面试就拿到了在小米实习的机会。

大三考完试,伍亮雄便迫不及待地买了火车票。

他去报到时,小米由于人员增长很快,办公地点已经从银谷大厦迁至望京卷石天地大厦。一进办公室,眼前齐刷刷的全是电脑,特别符合他对互联网公司的想象。

他也如愿拿到了小米员工牌:1560号。

2.“铁人三项公司”

比起伍亮雄这些后来被小米公司气质吸引而来的年轻人,早期员工李伟星和金凡加入小米则纯属机缘巧合。

最早组建小米初创团队时,雷军秉承的是精英主义。他曾说要创办一个“铁人三项公司”——把谷歌、摩托罗拉和微软最棒的人才集合在一起。

事实上在早期小米公司研发团队除了金山以外,一半以上员工都来自于这三家公司,而且公司平均年龄为32岁。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年纪,在哪个公司都是顶梁柱。

比如李伟星和金凡。他们分别来自微软和谷歌,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了四年以上。

在微软的四年间,李伟星专注于研发Windows Phone摄像软件的一部分功能。因为专注的领域太窄,在工作中他萌生了很多创新的想法,在微软的体制下却无用武之地,工作热情日渐消磨。

2009年年末,微软突然决定改变策略,基本放弃Window Phone在中国的市场,因此微软中国相应部门重整,全部收回美国总部。

在留意公司内部机会的同时,李伟星也开始寻找外面的机会。

在面试完谷歌之后,有一个人把他推荐给了创新工场。后来李伟星表示对创新工场做操作系统的模式有一定顾虑。

这个人就是林斌,他在筹备的项目正是小米,他又把自己正在筹备的项目告诉了李伟星。

当时林斌还在谷歌,正在准备与雷军一同创立小米。随后与雷军一拍即合的还有时任微软中国工程院开发总监的KK黄江吉,时任谷歌音乐产品负责人的洪锋,以及时任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的周光平。

由于是中山大学校友,林斌之前就认识李伟星。跟李伟星简单聊了一下后,他把李伟星推荐给雷军面试。

“聊了几个小时,聊雷总做过和在做的一些事情,聊手机行业的现状、对智能手机的看法、做小米手机的目标等等。算是相互了解吧。”李伟星回忆道。

两天后,李伟星决定加入小米,工号12号。

2010年的互联网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谷歌决定正式关闭在中国大陆的网络搜索服务。

在鲜花涌向谷歌北京、上海的办公室的同时,身在谷歌的金凡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金凡在上海跟着洪锋做谷歌音乐,有一天洪锋突然问他:北京有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去看看?

几天后,金凡出现在小米办公室。

当时小米只有几十个人,金凡一眼看到的,是正在创作的“米兔之父”孙光斗。因为谷歌以工程师文化为主,缺乏设计师,金凡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

后来面试他的是阿黎,聊了大概一个小时,介绍了公司的一些情况。具体说了什么金凡全忘了,脑中满是那只活泼可爱的米兔。

“比较感性,一个小时后就决定过来了。”金凡笑道。他的工号是94号。

那时小米给李伟星和金凡的薪水,比起前公司基本上算是腰斩,甚至还不如。

“如果纯粹为钱而来,是很痛苦的,纠结于钱的人一般最后是不会来的。”李伟星说。金凡则觉得大部分来的人还是觉得这事有意思,想做一些创新的、有趣的事情。

当然作为一家创业公司,雷军也给初创团队画了很大的饼。但如今回过头来看,李伟星和金凡都觉得当时“饼画得还不够大”。

3.“每天上班就像打怪练级”

进入小米后,李伟星和金凡的工作有且只有一项:MIUI。

当时市面上的安卓系统非常不完善,面对流畅的iOS系统基本被吊打,安卓手机往往只能堆砌硬件作为卖点。

然而当时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品牌的手机,只要属于安卓阵营,硬件上供应链差异化空间较小,软件上则主要是UI的差别。这就给了小米和其他大牌手机近身肉搏的绝好机会:一个运行流畅、功能完善的ROM无疑是最清晰可见的突破路径。

“当时什么都是新的,只要做(功能),就有用。”这种状态让整个团队都很兴奋,金凡形容每天的工作是“打网游”。

“感觉每天上班都像到了一个大网吧,大伙天天打怪练级,整整打了两年,满足感强烈到根本停不下来。”

那两年MIUI团队每天基本上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讨论一个问题讨论到十一点。“有人说:‘诶,这个方案要这么改,你再去改一下,我们待会一点钟对一下。’大家也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人人都非常拼。”李伟星说。

那时李伟星和同事们可以创新的地方非常多,绝大部分核心应用包括锁屏、状态栏、电话、联系人、短信、天气等等他都参与开发过。

“讨论完想法,立马做,很快见到效果。这个过程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特别是那时已经有产品了,能够看到用户的反馈,更不一样。”李伟星形容当时体力上是累的,但精神是愉悦、亢奋的。

后来小米被外界诟病的“996”工作制便诞生在那个时候。从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这样高强度的安排从未被明文规定,而更像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996”的加持下,MIUI开创了业界最快的发布节奏:每周五更新一个版本,让用户反馈的需求得到快速响应和修正。

如此快的发布节奏能让团队保持高涨的工作热情和士气。比如一个用户反馈一个功能痛点,下个星期更新后痛点就被满足了,团队的劳动成果也立刻得到正反馈——这样的心理反馈机制跟游戏的确很像。

有一次金凡要做一个通知栏的改进,准备了A、B两个方案。金凡倾向于B方案,阿黎却坚持A方案,最终因为要快速决策,阿黎拍板了A方案。

结果当天晚上在论坛上被用户骂得很惨,金凡和小伙伴们在下个版本就改回来了。

“我们响应用户的机制非常快速。现在不满没关系,下个版本立刻让你爽回来。”金凡说。那之后阿黎觉得不好意思,还问金凡要不要出去喝酒。

定时定点发版本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团队的能力要求非常高。

“什么时候规划功能,什么时候写代码,什么时候测试,测试周期多久才合理,这之前设计师什么时候ready,产品功能什么时候ready……一周一版本的发布节奏需要不断摸索,才能达到快速迭代和质量保证之间的平衡。”李伟星说,这过程中摔过的坑吃过的亏不少。

在这样的运营模式下,MIUI很快树立了在业界的地位,甚至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十多个“米粉”自发组织的国外粉丝论坛。

早期的MIUI对国产手机ROM发展的带动作用也特别明显,当时几乎所有友商开始做ROM,都必须拿着MIUI抄一抄。某些公司在做一个功能的时候,如果有疑虑要不要做,说服老板最有力的理由是:你看MIUI都做了。

4.“哥们消失一年就做了这事”

跟MIUI一样,小米手机也是从零开始。

在小米“开天辟地”之初,雷军就已经决定了要做手机。

当时国际大牌手机占据着4000-5000元价位,国产机则大量集中在运营商的定制机市场。消费者要么选择高价大牌旗舰机,要么选择打电话发短信为主的国产低端机,市场上压根没有2000元左右的“高性价比”智能手机可选。

这正是小米看中的市场空白。对于当时的手机厂商而言,以低于2000元的成本打造高配置手机并不难,难题在于如何在算入高昂的渠道运营费用以及市场推广费用之后,把手机以不到2000元的售价卖出去还不亏损。

王立(化名)要做的就是这样一款手机。

王立毕业于北京大学,当时是摩托罗拉的资深员工。2009年下半年他完成了一个项目,突然变得很闲,“就觉得很不爽”。

当时大型外企的生活特别舒服,很多人早上十点上班,下午五六点就走了,一天也不干什么事情。

“中午跟他们吃饭,聊孩子、房子、车子,听得很不爽,没法聊到一块。”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王立有理想有抱负,当时看了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特别担心自己再这样待下去会“待废了”。

在“摩托罗拉不一定能养我一辈子”的想法下,王立开始找工作,很快就拿了几个offer,其中就包括李开复的。

正打算去新公司上班,一个刚刚从微软跳槽到小米的大学同学给他电话,问他要不要跟雷军聊一聊。

“我说我已经拿到offer了。他说就聊聊,不少胳膊不少腿的。我就说好吧。”王立说。

他和雷军从中午一点聊到下午五点,offer就签好了,没两天就到小米上班了。

当时最打动王立的是雷军的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也贯彻了小米公司成长的整个过程。

“他说,‘我的手机会卖得很便宜,会让很多人来用它,会有一千万人来用你做的手机。’”工程师最大的追求就是成就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王立觉得自己的价值观跟雷军很一致,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小米。

2010年8月入职的时候,王立是小米手机团队屈指可数的一员,当时甚至周光平都还未加盟。

“人也没有,资料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开始就是告诉老大(雷军)要花什么钱去买什么东西。”王立回忆。

要组建完整的手机团队,要么费劲一个个位置招,要么拉拢到业界大佬过来。雷军选择了后者。

当时雷军联系了好几个业界大佬,其中一位谈得很辛苦,但最终也没有过来,原因主要是不相信小米的互联网手机模式。他就是后来成为锤子科技CTO的钱晨。

2010年10月,周光平带着一票人过来了,高通的资料也拿到了,王立和同事们才开始正式研发小米手机。

在周光平没来之前,王立跟同事们吃完午饭后会在公司附近遛弯,总在梦想未来,“天天YY,却觉得时光特别美好”。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王立在小米这家初创公司身上看到了很多问题,每天午后遛弯时都会拿出来跟大伙讨论一番。

有一个新来的小孩,来得很早,工号也在100号以内。结果没过几天就不来上班了,问他为什么,说被大家中午讨论的问题吓跑了。

“我讨论这些问题时从来不担心,总觉得所有的问题必须发现它,知道有这些问题,才能想办法解决。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从来不担心有问题,相信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被解决。”王立说。

然而在开发第一部手机产品时,小米的的确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所有的供应商都不知道小米这家公司,第一反应都是不支持,导致根本“没东西可以用”。

有一次供应链的人拜访,直接跟王立和他的同事说:“我知道我们不会给你们用的,但是为了走个形式我们还是得过来聊一聊。”王立为此感到很受伤。

最后还是靠雷军打破僵局,他挨家挨户地拜访供应商。2010年日本福岛发生6.2级地震后,他还去拜访了日本的供应商。当时往东京飞的飞机几乎是空的,除了雷军和几个小米同事。这感动了不少供应商。

“我相信雷总一定能做成,一来在创业这条路上他有很丰富的打拼经验,二来他口才非常好,能说服人。”王立认为,能够说服自己的雷军一定也能说服供应商,说服其他人才,把强大的人都聚集起来。

做第一代手机产品时小米特别低调,没对外界透露任何风声,对不少朋友来说王立仿佛消失了一年。

因此“816”发布会对于王立们来说就像个节日一样,这些工程师亲自站台热情服务米粉。王立还花光自己当月薪水买了五台小米手机,全送给了朋友,包括他的硕士导师。

“就是想告诉他们,哥们消失一年就做了这事。”王立说。

5.“成就感下降很快”

小米手机的杀伤力首先体现在价格上。

在将小米第一款手机定价为1999元后,此后小米发布的每一款旗舰机型如小米2、小米2S、小米3、小米4,基本款定价均为1999元。

这样的定价让小米成功建立了第一个价格锚点,让不少国产厂商品牌对2000元红线望而却步,建立了初步的“高性价比”竞争优势。

随后,小米推出定价为1499元小米青春版继续下探价格,然后又推出999元的红米抢占千元机市场。

红米系列大卖,小米又顺势推出大屏的红米Note,成功将999元变成自己的第二个价格锚点。

小米的连环拳对国内手机市场产生了鲶鱼效应,开始倒逼其他国产手机厂商改变经营策略。

首当其冲的是定制机市场。

当时“中华酷联”千元左右的定制机配置很低,既没有品牌溢价也没有用户粘性,在小米的高性价比策略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在红米杀入1000元价格线之后,除了华为手机凭借技术实力强行转型、并创立紧跟小米的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以外,其他三家的手机迅速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三星、HTC等品牌的市场空间也遭到挤压,以小米为代表的国产智能手机崛起,这些国际大牌的手机产品先后在1500元以下、1500-2500元区间市场占有率被国产厂商超越并抛离。

被国产手机强势侵蚀后,2014年三星手机销量下滑40%,市场份额从国内第一跌出前三。

切入市场短短几年,小米便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全新局面,这或许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15年2月,IDC公布了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排名,小米以12.5%的占有率位居第一,同比涨幅高达186.5%。

2015年6月30日,小米上半年手机销售量为3470万台,同比去年增长33%,连续五个季度稳居国内手机销量第一。

靠着“米粉文化+电商手机”建立的“小米模式”,一时所向披靡。

在登上顶峰的同时,小米公司内部悄然发生了变化。

金凡敏感地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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