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出生的施一公，今年51岁。

48岁出任副校长时，大概不会想到三年后，自己离开清华，做了“前无古人”的西湖大学的校长。

这位教育界的新派掌门人，前半生都和清华连在一起。

清华有很多妙人。

物理轨道有邓稼先、李政道、钱学森、杨振宁，文学界有季羡林、王国维、钱钟书、杨绛，近一点的，“段子手界”还有高晓松和李健。

但是清华还有另一位“没有故事”的妙人。没有跌宕无起伏的个人经历，也没有金岳霖梁思成那种情思故事供后世撰文，梅贻琦的妙处在于，专注。

他做了18年校长，一心想要塑造清华的风骨。在任期间，还建立过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西南联大，《北平无战事》中何其沧的原型就是梅贻琦。

西南联大的成立，是时事无奈下的壮举。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无问西东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人心惶惶，各大高校也是一片惊慌，南开被炸一事成为了三大高校南下的导火线。一方面，南开一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另一方面，日军认为对一个民族的摧毁，除了动用武力毁灭政治、经济外，更需要精神上的占据。

在文化教育存亡的危急时刻，平津地区高校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校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先到长沙、西安，尔后南下昆明。

这个故事，《南渡北归》一书做了完整的记录，电影《无问西东》也提供了影像的白描。

三大高校在长沙建了临时大学后没多久，就迁往昆明。1938年4月建立了中国教育史上虽然只有8年，却影响深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

图 ｜ 左起依次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迁校耗时68天，知识分子们离乡背井，走的是从未经历过的崎岖山野，在民族危难的时期，精神力量战胜了艰苦生活。

彼时物资有限，联大刚成立时各方面压力都很大。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帮忙设计校舍，但预算实在有限，两人设计稿一改再改，直接从三层砖木结构被改成了茅草房，为此梁思成忍无可无跑到梅贻琦办公室拍桌子。

梁思成是出了名的脾气好，这一举动也是气急攻心，梅贻琦只好安慰他要体谅国难时局，并许诺未来要请梁思成在清华园建世界一流的建筑。

没钱盖校舍还是小事，住处楼板裂缝天天吃灰也不是大事，遇到下雨天屋顶漏水、铁皮屋摇晃师生们也渐渐习惯，“跑警报”才是西南联大的头等大事。

汪曾祺还特别写过一篇《跑警报》的小文，说联大在刚进昆明的头几年，经常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一有警报大家都往郊外跑，学生笔记里记的上一节课结尾信息都是 “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图 ｜ 云南师范大学校内西南联大博物馆大门

条件再艰苦，也要做学问。除了做学问，还要讲管理。

彼时西南联大实行常委制，除了上述三位校长担任常委外，常委会主席由三位校长轮流担任。但实际上，常委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

为什么是梅贻琦，不是其他人？

这三大校中，北大1921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建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亲任所长，章太炎的门生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罗振玉、王国维担任通信导师，一时间成为文化界的焦点所在。而这也直接催生了清华由学校改办大学，包括建立了国学院，希望重建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魂。（当然，王国维后来和北大掰了）

后来清华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请来担任“四大导师”，又吸纳了一批中西思想交融的学者，重思想讲创造，虽然中间历经波折，但这在无形中奠定了日后清华独树一帜的风格。

现在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事实上，清华的个性更像是：自由融合、勇于创造。

“没有故事”的梅贻琦，脾气好、有耐心，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专注且敢于承担。联大成立之初，万物待兴，张伯苓对蒋梦麟说你可以代表我，蒋梦麟则说自己全力支持梅的管理，“在联大，我的不管就是管”，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研究书法和写自传《西潮》上。

心无旁骛的梅贻琦，浸着清华的学风，成为了西南联大最适合的组织与管理者。

面对清华一校份量突出的问题，他采用了“合中有分”的创新体制，没有把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而是像联大教授吴泽霖提到的那样：“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拨给清华的经费，在昆明建立了国情普查、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等研究所（即特种研究所），使清华人员参加了这些机构的工作，减少了清华在联大的名额，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事实上，三校平衡是真，始有不均也是实，清华在西南联大中唱主角是不争的事实。晚年的冯友兰曾说，“梅贻琦认为联大的体制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

清华一校对西南联大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梅贻琦本人比较认可通才教育，这种想法他从清华带到了西南联大。不仅在联大大力倡导“通才教育”，还在1941年写过一篇《大学一解》，提出大学教育要“通专兼顾，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这个方针也被清华贯彻到如今。

为此学校派出的基础课老师可谓是空前的高水准。《中国史》是冯友兰教授，《微积分》是杨武之教授，《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授，《经济概论》则是陈岱孙教授，每一个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同时西南联大规定：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4年必须修满136个学分（约相当于30门课程），其中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一般来说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选修课没有院系限制，可以选本系，选别系，还可以跨学院选课。

如此这般，清华自“四大导师”时期开启的自由融合风格，在西南联大期间配合严格的学分制，既给予了学生更多个性展示空间，激发学术兴趣，又以全面战线的姿态培养了一大批知识积累过硬的人才。

西南联大的校友中，174人在日后被评为院士，其中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3人。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叶笃正、吴征镒等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科学领域对自主研发提出极高的要求，这对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等的成功研发，是民族振兴极为重要的一步，它们背后的重要功臣很多来自西南联大。

同样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杨振宁说过，“联大虽然仅存在了8年，但她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的贡献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战事之中西南联大的成立可谓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唯一”的大学存在了8年，尔后中国再无此类型的高校，进入了国家普建大学的时代（民办高校是后期教育发展分支，不作赘述）。

时势颠簸，教育救国。

图 ｜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2、策马蹄疾

距离西南联大成立，已经过去八十一年了。这一年的十月，有一所新大学成立了。

和梅贻琦的“没有故事”相比，施一公是一位“很有故事”的男同学。

和西南联大非常时期三校融合不同的是，西湖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质的研究型大学。

900年前，杭州这个城市是南宋首府临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杭州是富庶闲游的首选。

如今，杭州是中国互联网的重镇所在。国内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都聚集在此，并与南京、上海等科技、金融重地形成辐射链。

如果说八十一年前西南联大的成立是时势使然，是教育力量保存的必然要求，那么今日西湖大学的成立，似乎也是时代给出的必然命题。

三年前，施一公坐在飞往杭州的飞机上去参加一场特别的专家联谊会。而在这个会上，将有一件重要的事会被讨论。

西南联大之后，中国教育史上有过三次重要的调整。

首先是1952年取消了私立大学，名震一时的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退出了教育舞台，高校由国家部委统一管理。

其次就是77年恢复高考后，对原本直属教育部管辖的高校和另一些归属在各个行业部委主管的高校做了一些调整。这次调整后，兼修与专修的大学泾渭分明。

而近年最重要的一次，出现在211工程与985工程出台时。这次教育战略的发布，让“兼修”无形中成为主流。

985工程出台十年后，中国发展的主场是互联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是少数经济发展增长的国家，那一年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是闪耀的明星。也在这一年，擅长未雨绸缪的中国人，重新审视自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等人就提出过的人工智能研究，大刀阔斧进行高新技术、新兴科学人才的引入。

草蛇灰线，这无意中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乃至科技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一年坐在前往杭州飞机上的施一公，就是去云栖小镇和其他六位倡议人一起，在某个人才执委会会议上提出他们的想法——办大学。

不是普通的民办大学，也不是申请教育部直辖的新大学，施一公们提出的是，要办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和欧洲很普遍。

西南联大走出的杨振宁，就是在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普林斯顿进行博士后研究时，和李政道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和斯坦福大学等众多世界知名高校也都属于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主要以研究教育为主，培养更尖端的人才，而教学型大学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本科教育全日制大学。套用梅贻琦校长的话，这就是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区别。

施一公们认为，教育转折的时候，到了。

八十一年前西南联大教育救国，为新中国科研发展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八十一年后，西湖大学意在教育助国，要把科技发展这面大旗扛下来。

西湖大学参考的对象是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前者是《生活大爆炸》里被谢耳朵等人花式赞美的全球科技界久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学生总数仅2000人左右，却有73位相关人士曾获得诺贝尔奖。后者则是硅谷精英们的摇篮，拥有过83位诺贝尔奖、27位图灵奖获得者。

而这两所大学，最为称道的都是科技领域。虚怀若谷的西湖大学，其用意不明自晰。

在科技领域，基础研究方面有三个衡量指标，分别是自然指数、研究前沿和高引用研究者，其中自然指数是以论文发布来衡量每个国家基础研究的实力。2017年自然指数国家排名中，第一位是美国，得分是19579．02；第二是中国，9088．65；第三是德国，4363．57，美国是中国的2倍。

1935年美国在罗斯福政府期间，政府经费开始向科技研发方面倾斜，“曼哈顿工程”是典型代表。冷战结束后高科技发展一直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依然加大科技投入，改变移民政策引入高端人才，科技创新成为了当时的战略目标。

毫不夸张地说，曾经的科技成就了现在的美国。而如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战场，在人工智能领域。

人和技术，是这场博弈的两大关键点。

现在美国很多AI领域的专家正在流向企业，短期内的确实现了商业价值，但这种增量不具备持续性。一流教授的流失，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科技实力的储备是致命的。

新的科技战场缺人，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自主人才的培养。

去年LinkedIn发布了首份《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显示全球AI领域技术人才数量超过190万，其中美国超85万人名列第一，中国超5万人，位居全球第七。即便如此，全球的人才缺口还是巨大的。

教育之于AI，迫在眉睫。

这两年，为了解决传统学分制对人工智能教育的限制，以南京大学为代表的16所院校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另外有71所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了86个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从本科阶段入手，在基础层就进行人工智能的专业培养。

八十年前管理西南联大时，梅贻琦推广的是通才教育模式，这种教学思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就不难理解，清华拥有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赫赫有名的“姚班”，却迟迟没有为人工智能专业建单独本科学院的原因了。

今年6月清华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它和单独设院的高校不同，走的是交叉路线。既可以和本校其他院系合作，又可以与商业公司联合研究开发。

教育可以多样化，教育必须多元化。

但仅仅是这两种模式不足以承担当前科技竞赛的使命。我们还需要，那些塔尖的人才。

策马蹄疾，才能不辱使命。

今年10月，国家首个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破茧而出。前六年只致力于培养博士研究生，重点进行前沿科学探索，AI与医学、理学的交叉研究是重点。

3、归来渡去

担任西湖大学校长的，是施一公。

他毕业于清华，曾是清华副校长，也曾说“我的一生做了三件事。成家立业、帮助母校清华大学发展生命学科是其二，筹建西湖大学是第三件事，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

为什么是施一公来做这个校长？

回到1985年。这一年国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的规定，开始扶持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清华大学生物系得以这个时间节点正式复建。复建的第一年，生物系首次对外招收本科生，施一公成为了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大三那年，施一公发生了一件大事。未能筹集到五百块医疗费，让遭遇车祸的父亲延误救治而去世了，他对自己正在做的生物研究产生了怀疑，转而签了一份去香港从商的合同。

临行前的一晚，他放弃了，转而加入了留学大军。

90年代是大洋彼岸科技繁荣的开始，成立仅15个月的网景在美上市，随后亚马逊、雅虎、ebay纷纷开始IPO。中国的互联网也蠢蠢欲动，为了建中关村电子市场，把马路两旁的大树全都砍掉以便拓宽道路。（不过没有拓到位，今天的中关村牢牢霸据北京十大堵点之位。）

远在美国的施一公结束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业，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九年间他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助教做到了终身教授，经常和蒲慕明、王晓东、饶毅一起讨论国内的科研发展，但是“回国”并没有提上施一公的日程。

同一时间普林斯顿的姚期智正在向自己的学生告别，“我要回中国了，permanently（永远地）。”

二十几年前，美国是科研人员深造的首选。无论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还是摘得图灵奖的姚期智，选择的都是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施一公读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是美国自1876年以来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代表的是科学研究的顶端。

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生物物理学年会，时任党委书记的陈希问他，现在清华医学院和生物系急需人才，你能不能全职回清华工作？

这一次，施一公斩钉截铁地回复：可以。

这位西湖大学的新校长曾经认为，科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他说自己就是第二类人，回清华最想做的是育人。

“育人”二字谈何容易，深受国外学术熏陶的施一公的行事作风，也引来了不少质疑。

外界对施一公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很崇拜，认为他专业领域建树非常，也有人批评其言行不一、研究价值低、学院管理能力不行。

多年前施一公最好的博士生想要转行做金融，原因在于学生认为生命科学这样的冷门学科很难找工作，难挣钱。针对这个事他在某次演讲中就直接批评，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这话说的没错。

学术价值应该是独立的，不应该受到外界环境干扰，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经济环境。时势颠簸中西南联大依然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现实是，受各方面影响，近二十年学科与就业确实彼此制衡，就业前景好、有铁饭碗可能的专业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尤为受欢迎。

学校压力比学生大，这更是事实。

解决这个矛盾有一个办法：提升研究型专业的价值，建立成熟的价值转化模型。

内有人才流失的风险，外有科技发展的使命，总共只有“育人”这一板斧，施一公选择了建大学，建中国首个的研究型大学。

梅贻琦曾说过，“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

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七位倡议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拿，他们要招揽的也必然是不容小觑的人物。

其中，理学院执行院长是曾任布兰迪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邓力，副校长许田则是前耶鲁大学遗传学系副主任。68位科学家，139位博士生都被西湖大学收入囊中。同时西湖大学还将招聘300名实验室领军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它们会给予PI足够的信任和自主性，怎么招人、花钱都直接按照科研需求展开。

一句话，要“任性、自由”地做顶尖的科研。

当年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西南联大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出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

不以就业为办学目的、最想做的事是育人，这样的施一公，也许不是他选择了西湖，而是西湖选择了他。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当年清华三巨头之一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他是梅贻琦力排众议请到清华的。这个原则不单为梅校长认可，还将此融入到了西南联大的治学中。

它是育人的原则，亦是做学问的准则。

按照施一公的要求，新生儿西湖大学“要做原创、有实际影响力的研究。如果只是随波逐浪，跟随热点研究，即使发了很多（高影响因子的）文章，也并不是西湖大学需要的。”

科技之路，终归是人才之路。

八十一年前教育救国，八十一年后，愿更多的西湖大学教育助国。

承衣钵者，不该只有西湖。

（刚刚过去的11月1日是西南联合大学81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献给在时代中闪耀、激励后世的教育者、科研者们。）